百年校庆专题
石钟杨
著名的古籍暨文史研究专家、中国苏轼研究学会顾问、安徽大学兼职教授、安庆师范学院兼职研究员孔凡礼是我国著名的宋代文学研究专家，治学半个多世纪以来，著作等身，共发表各类专著论文1300万字。但他一生清贫，淡薄名利，从未向国家要过一分钱的课题经费，乐当“编外学者”。去世前还住在10多平方米的陋室，事迹十分感人。作为‘编外’学者，孔凡礼的作品都是靠真功夫和苦功夫写成的，没有助手打杂，没有教研室配合，而且时间持续半个世纪，这使他的工作更显不易，孔老一生非常孤单，他更愿意一个人生活，潜心做学术研究，朋友几次请保姆照顾他，时间都不能长久，因为很难和他的生活节奏合拍。到了晚年，很多学校慕名到北京聘请他，他只接受家乡安庆师范学院的邀请担任研究员，而且不要一分报酬。
“他是我很尊敬的一位长者，宽厚、实在、坚韧、谦虚，无论是做老师，还是做学者，他都无怨无悔，甘于奉献，人们都当孔凡礼是楷模。他的作品如《苏轼年谱》、《苏辙年谱》、《三苏年谱》等，使我国‘三苏’研究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顶峰，”中国苏轼研究学会会长张志烈评价说。由于孔凡礼多年的坚持不懈，他的研究成果赢得了国内外一批学者的重视，美国、日本的一些汉学家到中国交流的时候，都指名要约见孔凡礼。有些学者认为。日本的汉学家比中国本土学者成就更高，但因为有孔凡礼的存在，国际公认研究宋代文学史的权威在中国。不过这样有名望的学者，直至离开人世是还是个“编外”之身，当朋友问及孔凡礼的身份时，他只是淡淡一笑地说：做个无冕学者吧！
当今中国，不论什么都讲个名正言顺的“头衔”，这样既可有面子也好做事，官衔、职称之类的冠冕，如今似乎成为一些人们安身之所。然而也有些真正的学者只与学术共处并行，而无暇顾及那些身外之物。年逾八十的孔凡礼就是这样一位真正的学者。他著书等身却没有任何职称，他绩近大师却迂得可爱可敬，他坐拥书城却仅有容膝之地，他的治学之路可歌可泣……
而今学术界已有朋友在网上或文章中径呼孔凡礼为“国学大师”或“国学名家”。朋友们是出于同情与尊敬，而呼他为大师；与那种置中国学界殊乏大师的现状于不顾，而将大师帽子随意抛置的浮夸不可同日而语。在物欲横流的今日，又有几个像他这样坚持几十年如一日地甘坐冷板凳，在古代文化尤其是宋代文史文献的研究上屡有惊人发现，屡有惊人成果？以他的成就与声誉，理应获得相应的桂冠，不说大师，也不说教授，即使是中学特级教师乃至小学高级教师也好；如果是那样的话，也不致让一位八十‘老翁至今没个安身之地’仍像只老沙鸥一样在图书馆、出版社、郊外寄居地这三点一线艰难地飞翔着。不过若稍稍有点心思用于学术之外的这些必不可少的人生设计，则孔凡礼就不成其为孔凡礼了，他就不算是个迂得让人惊讶、迂得让人敬仰的老夫子了。
青年时代
孔凡礼，小名发来，上私塾时还是这个小名；11岁多一点到安徽省城安庆时，他的父亲带他到家乡的一个物理老师家里，那位物理老师建议他名景高，取“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之意。读到高二时，他想跳级提前参加高考，用挂失补发的方法弄到了一纸高中毕业证书取得考试资格，但这次以孔氏谱系改名为繁礼，他是“繁”字辈的。到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可能是受文字改革运动的影响，他自动将“繁”字简化了，才有了这令学者们刮目相看的大名：孔凡礼。
孔凡礼一九二三年十一月十七日出生于小池孔家河村。太湖虽有好山好水，却是个有名的穷县，而孔家当年就更是穷的叮当响。以致老一辈的人说，孔家穷得连壁上钉都没有。过去乡间过年时留点腊货，就挂在墙上风干，以备来客做招待或农忙时打牙祭。墙上连颗钉子没有，可见即使是过大年也没什么可留，平时生活的艰苦就可想而知。
但太湖人人穷志不穷，肯奋斗。太湖的穷山沟里曾于清嘉庆元年（1796）出了个状元郎赵文楷（即赵朴初的六世祖），道光九年（1929）又出了个状元郎李振钧。乡人称他们为文曲星。夏天乘凉，老人们在到场上摇着芭蕉扇给少年孔凡礼们讲着赵文楷、李振钧的故事。孩子们一边仰望天空寻找他们的星座，一边各自编织着五彩斑斓的梦幻。这两位状元郎在少年孔凡礼的心田种下了一颗奋发向上的种子；岁月的风雨，终使这颗种子生根开花，结出硕果。
孔凡礼的父亲是不怕吃苦、奋发有为的一条硬汉，他硬是靠着自己的勤奋努力，从乡村走到了县城，又从县城走到了省城。这不仅改变了孔家的生活命运，更重要的是在外的历练让父亲的眼光远胜于一般农民。父亲从自己的经历中悟出一个道理：只有读书，才有出路；只有进学堂，才有好前途。这才是孔凡礼从私塾到中学到大学的求学历程，才令他一步步走向那梦境，终将梦幻变为现实。一个农家子弟能在旧社会读到大学毕业，这带给那个家庭的喜悦，或许并不亚于当初的状元及第。人生的道路主要靠自己去跋涉去攀登，但青少年时代的设计还是来自于父母。倘若没有这么一个眼界远大的父亲，孔凡礼就只是一个在文曲星照耀下的农民，充其量只能挥着那芭蕉扇给别的孩子去叙说着文曲星的故事。
孔凡礼六岁开始上学。他所受的启蒙教育是新旧交融的。初小读的基本是私塾，高小读得是新式学校。少年孔凡礼就憨态可掬，却异常勤奋。到考初中时，孔凡礼的学习成绩突飞猛进。他有志投考全省有名的省立安庆第一初级中学，在一千二百多名考生中，他以第八十一名考入正式班丙班，从此开始了他向往已久的全新学习生活。
在安庆，孔凡礼的求知欲如饥似渴。他在旧书店里留连忘返，迫使并不富裕的父亲花费一元六角钱替他买下厚厚两册正版《辞源》，如遇良师。少年孔凡礼不满足《三国演义》讲述的刘关张及诸葛亮的有趣故事，突发奇想，要追根溯源了解故事的原型，怯生生地去了省城图书馆。工作人员没有呵斥这位不知天高地厚的小读者，向他出借了武英殿版《三国志》第一册《魏纪》。当年这位中学一年级的学生，还不满十三岁。这一段生活经历，酿造出少年孔凡礼两大嗜好：逛旧书店，钻图书馆。后来，这种嗜好一直伴随他。
安庆生活好景不长，孔凡礼因抗日战争爆发而辍学。后来他到安庆六邑联立中学太湖分校及本校，在这里完成了中学学业，并且开始尝试吟诗撰文，为研究古典文学和整理古籍，练久了扎实的“童子功”。
一九四三年九月孔凡礼考入安徽学院。后来转到国立安徽大学（在安庆），一九四七年六月毕业于这所高校。大学期间，孔凡礼最著力的依然是夯实他的看家本领——国学基础。
那个年代，大学毕业即失业，孔凡礼在安庆求职无门。一九四七年十一月，他携妻子乘船到南京；南京也以失业兼月，他受聘为太湖中学国文教员，四处流浪的孔凡礼夫妇被迫返回故乡。
潜研陆游
1952年，因一偶然的机缘，孔凡礼从安徽太湖的一个乡村中学调到北京三中任教。这年他刚进而立之年。作为首善之区的北京，课余有的是经历与时间，当然想发奋读书，在学术上有所作为。
书海茫茫，路在何方？孔凡礼是经历了一波三折的艰苦探索，方可找到他自己最佳的治学之路的。
孔凡礼先是结合教学，阅读中外文学名著，试着写散文。1953年8月，《北京日报》发表了他的散文处女作。但很快他发现自己不是弄文创学的材料。
再就是结合语文课本来研究鲁迅，鲁迅的书出版一本他就买一本，没有新书他就到旧书店去淘。对鲁迅的全部著作至少通读了三遍，写了不少的眉批与笔记，并编有鲁迅研究论文索引和观点摘要。也曾就鲁迅著述中的一些疑难问题，求教过有关专家学者。然而，他又发现鲁迅思想博大精深并且是个过于敏感的话题，不是他能力所及的。
接着是在1954年全国讨论《红楼梦》的热潮中，孔凡礼用脂砚斋抄本与程伟元乙本对照着，以程乙本为底本，把不同的文字记录下来，写了许多眉批。他把《红楼梦》中谚语、歇后语摘出，共有四百多条。西班牙大作家塞万提斯的《堂吉珂德》也善于使用谚语，两相比较，不仅有趣，而且显示了《红楼梦》在这方面比世界名著《堂吉珂德》毫不逊色。于是以此为题写成一篇比较研究的文章。但这纯学术文章显然与当时那种将学术政治化的环境不协调，文章寄出很快被退回。孔凡礼也就立即抽身远离了这门显学。此外，他对《水浒传》、《儒林外史》也下过一番苦功，终因不得手难有创见而忍痛罢休。
有人说“见异思迁”并非他缺乏恒心和信心，而是发现自我、扬长避短的探索过程；看似无效的劳作也非虚度年华，而是一部大型交响曲的序言；没有早出成果也许已预示了他的大器晚成。但在治学之门前几度苦闷徘徊的孔凡礼，清醒地认识到，如果不根据主客观情况，选准最佳突破口，他的治学宏愿将会变成一场梦幻。
痛苦的探索与冷峻的分析之后，迎来了1956年全国“向科学进军”的热潮，也再次点燃了孔凡礼学术研究的热情。偶尔从图书馆借得一部刚刚由科学出版社出版的陈友琴所编《白居易评述资料汇编》，阅读之余，如同进入禅宗“顿悟”的境界，他惊喜地发现：致力于古典文学研究尽管是八仙过海、过显神通，但大体有两派：要么以理论辞章取胜，要么以考据资料见长。前者要有理论修养，兼有一定的灵气；后者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功底深厚才能左右逢源——这就是传统称为乾嘉朴学的治学方法。而他自己只能紧步“乾嘉”后尘，从一点一滴的资料搜集工作做起来，然后再图冶炼升华。他自我打量以自己文言文的写读能力，仿陈友琴的方法做唐代以后大作家评述资料汇编是能胜任的。北京图书馆、科学院图书馆藏书丰富，为读者敞开大门，只要肯下功夫、广泛阅读，这项工程就是切实可行的。尽管，在那一切崇高阶级分析的时代，这种研究非但不是时髦的方法，反倒是聪明人弃之不顾的畏途。而变畏途为通途，恰恰是智者的选择。于是孔凡礼先对唐宋两代作家做了一番估量，李白、杜甫、苏轼分量太大，不是短时间所能完成的；几经权衡，他机智地确定以被新的文学史官定为爱国诗人的陆游作为这项工程的突破口。用传统朴学方法来研究爱国诗人，在缝隙中求生存，在当时尚能获得社会的认可。
1957年3月，孔凡礼从北京东单的中国书店买回一部万有文库本《陆放翁集》，反复研读，从而摸索出“两全、两帐”的治学方法。
“两全”：就是全面研读陆游全部著作，全面搜集陆游生平的相关史料。陆游的全部著作是研究陆游的第一手资料，放在首要位置充分使用。以清人赵翼、钱大昕的《陆放翁年谱》为线索，以陆游同时代人的著作为重点，进而阅读他所能见到的南宋和元人的全部著作，佐以史书、金石、方志和类书，以求其全。
“两帐”：一是《陆游交旧录》，凡与陆游有交往的长辈（旧）、同辈或晚辈（交），每人立一个户头，见于陆游著作的著名所在的卷次、页码，散见其他书籍的分清主次，或全录或摘录。用同样的方法编《陆游家世叙录》。这样，实际上就编辑了一部详细的陆游郊游索引。一是《陆游编年录》，将陆游著作与相关各书中的陆游生平的所有资料，按时间先后逐年录入；暂不能变年的，放在相应年份；连相应年份也不能确定的，另行汇集在一块，等待有新的发现时，再放进编年录中。这样，实际上写成了陆游年谱长编。
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对乾嘉朴学的学术规范总结有十条之多，尤其他所讲这种治学方法的精神效应更令人神往：“用此种研究方法以治学，能使吾辈心细，读书得间；能使吾辈忠实，不欺饰；能使吾辈独立，不雷同；能使吾辈虚受，不敢执一自是。”孔凡礼深深得益于这种治学方法，但他的“两全、两帐”法，把乾嘉朴学更加简便化、民间化，亦更易于操作，堪称乾嘉学派的现代版。
孔凡礼的“两帐”纵横交错、巨细不漏，这样他就对陆游作品滚瓜烂熟、全盘了然于心，从而不仅有利于知人论世，更能在归纳整理中发现问题，确定攻坚对象，从而时有意外收获。如他先对名人毛晋所辑《放翁佚稿》有首诗产生怀疑，这首诗题为：“成材将还盱江幕，以诗四章为贶，次韵其二以识别。岁在改元孟夏二十有六日，书于卧龙方丈之四壁。”首先是邓成材这个人，陆游作品中从来没有提到过；其次是这诗的第一句“漂泊干戈到粤山”，粤山指广东，而陆游一生没有到过广东，由此判断这首诗显然不是陆游的。进而考察发现这首诗见于宋人李纲《梁溪先生文集》卷二十八，题为《次韵奉酬邓成材判官二首》。几乎是同时，他在读宋人邓萧《■榈先生集》，惊讶地发现卷一《和邓成材五绝》，被毛晋误作陆游诗，辑入《放翁佚稿》，题为《寄邓志宏五首》。毛晋所辑《放翁佚稿》是毛氏汲古阁邢本《陆放翁集》的附录，自明末以来三百多年辗转相传，从来没有人对其中一些作品的著作权提出过异议。孔凡礼却以这些诗为起点，进一步考证发现《放翁佚稿》卷下都不是陆游的作品，写成《陆游佚著辑存》，澄清了三百年来的疑案。不过，这篇考证文章，到二十年后才收进中华书局版《陆游集》第五册附录。
再如陆游青年时代撰写的笔记《家世旧闻》（末刊稿），是研究陆游家世与宋史的珍贵资料，南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注文、明代《永乐大典》有引录，并为明代《文渊阁书目》所著录。清代毛■（毛晋之子）、近代缪荃孙都想刻印，都没有如愿。再往后就少有人提及，学界认为它已失传。1957年11月6日孔凡礼按惯例到北京西单商场的旧书店摊访书，偶尔看到天津著名藏书家李盛铎（木斋）的《李木斋藏书录》，其中就有《家世旧闻》。当时李德藏书已归北京大学。第二天，他手持北京第三中学的介绍信（国内通例看善本要持单位介绍信）到北大图书馆，一打听，得知李木斋藏书现在北大南校门不远的“民主楼”。图书管理员热情地接待了这位稀客，不到十分钟，孔凡礼就见到了这部书籍。他拿出随身携带的练习簿立即抄了起来。中午他到北大附近一家小饭店，花二角八分钱吃了半斤炒饼，边吃边看抄文，美不可言。全书近两万字，一天没有抄完，第二天接着抄，中午还是吃炒饼，喝了两大碗开水，如饮醇醪——这几乎成了孔凡礼日后跑图书馆而创造的一道风景线。不久，他又在北京图书馆见到了《家世旧闻》的明代“穴砚斋抄本”，就做了仔细校勘。校勘时他小心谨慎到虔诚的高度，甚至可以说带有几分庄严，因为这样的精抄本实在太难得了。他一字一句地核对，唯恐有遗漏。隔一段时间又借出核对一次。隔一段时间就有新鲜感，很是有利于发现新问题。就这样，他一共核对了三次，做到准确无讹。他深感幸运，他是《家世旧闻》明穴砚斋抄本的发现者，甚至可以说是解放后唯一的读者。他的朋友齐治平专门从事陆游研究，有《陆游传论》行世。见到孔凡礼的抄本后，大为惊诧，立即要去看原书，但那时北京图书馆新馆正在建造，旧馆藏书已入箱代迁新馆，没有看成。不久，齐先生遭到车祸，含恨去世。淮阴师专教授于北山，撰有《陆游年谱》，功力很深，生前也没见到这本秘籍，年谱中不免留下了许多遗憾。孔凡礼既为自己的发现而惊喜，又感慨这部秘籍静静地躺在北京图书馆多少年无人问津，于是有诗寄怀：“玉椟藏珠八百年，放翁犹有未刊篇。汴京九叶传天下，五国凄凉叹必然。”为写这篇传记，笔者有幸见到了孔凡礼45年前抄写的《家世旧闻》的复印件，那密密麻麻的字里行间，看到的远不只是他当年的艰辛，而是一份难以言表的岁月沧桑。更令人感慨的是，这稀世之珍宝虽被发现，但要将它公之于世却极其不容易。上个世纪60年代初，孔曾同出版社谈过，在那时理所当然没结果；1976年2月，中华书局出版《陆游集》，他又提出这事，但因《陆游集》只收诗文不收笔记，又不成。1988年，孔给中华书局古代史组张忱石写信，力荐此书，才有答案，并委托孔整理点校，直到1993年12月才作为“唐宋史料笔记丛书”之一出版。从此才为世人、为学界所共有。
师恩难忘（周瑾方）
孔凡礼先生是我的恩师。得悉先生仙逝，深深的悲痛与怀念之情凝集心头，与老师有关的往事有如回放的电影镜头，历历在目，恍如隔世。
1951年9月，已停办两年的省立太湖师范恢复建制，当时叫太湖县初级师范，我即是那年通过考试录取的正规班（三年制）的学生（同时开办的还有一年制的速成班和几个月的师资培训班）。孔凡礼先生教速成班和我所在班级的语文。当年的语文课本选材侧重思想性，三年中全部编排的是现代语体文，没有一篇古文，课后也没安排语文知识练习。实事求是地说，近乎一套政治读本（我很羡慕下一届同学，他们使用的是全新的语文教材，文学与汉语分开讲授，我常常到他们教室翻阅他们的课本）。面对这样的课本，孔先生除了完成诸如分析段落大意，课文主题思想、写作手法这些题内之义，还是经常通过例句剖析，有意识地给我们补充讲解了一些基本的语法与修辞方面的知识，并指导我们在写作时学以致用。解析词义时，先生则是穷极其源，讲出每一个字的基本义和引申义，乃至字源，以及与其它字合成词之后词义的变化等等。来龙去脉交代得一清二楚。先生当年用略带乡音的普通话给我们授课，语速舒缓清晰，朗诵课文极富情感，快慢有致。听他授课，如饮清泉，如沐春风。语文课另一让我感兴趣的事是两周一次的作文。先生对我们的作文精批细改，有眉批、行批，篇末有总评。每次看到他用清隽明洁的行楷写下的朱批时，我总要反复阅读多次，从中领悟先生的教诲，并期盼下一次课文的到来。孔凡礼每学期给我们布置的作文不下十篇，全批全改，工作量之大可以想见。今年三月，我收到先生寄赠的《孔凡礼文存》，在自序里，先生说“作为教师，我力求做到本分”。老师非常谦逊，这“本分”里包含着怎样的内容啊。作为教师， 也是尽职尽责，是我们这些终生从教人的楷模。上二年级时，孔先生调到北京任教。失望之余，我们也非常理解。我们早就知道，先生患有胃下垂的毛病，这种慢性病在当时太湖的条件是很难治愈的。那时候，我常常凝望北方，想象着先生在北京给学生上课的情景，默默地祝愿先生早日康复，事业有成。
上世纪80年代中，孔先生已是成果累累的古籍整理与文史研究专家了。他应邀到合肥、安庆等地高校和家乡学校为师生讲学。我当时在县教育局工作，去宾馆拜访了阔别卅余年的老师。当年他60岁余，红光满面，声如洪钟。80年代末，我在县教育局参加了中学地理乡土教材《太湖地理》的编写工作。初稿由部分高中地理老师分章撰写，统稿与总成工作由我和阮凌曦老师负责完成。我不揣冒昧写了一封信给孔老师，托他出面，请赵朴初先生为这本书题写书名，随同赋寄该书的打印稿两份。一个月后，居然接到了孔老先生的挂号邮件，随信寄来的竟是朴老的亲笔题字。多么尊贵啊！我旋即打电话向先生致谢，他只是谦虚地说，这不算什么，我只是跑了一趟朴老家，朴老也关爱家乡啊，马上就提笔写了。先生并说，今后凡是家乡的事，只要是他力所能及的，他都乐于做，就怕帮不上忙。爱乡之情，溢于言表。
90年代初，我调太中工作。1991年秋，太中邀孔先生为师生讲学。其间，我与朱家楔主任陪同孔先生和査敏求副校长等多位孔先生当年校友重访了他们的母校——姜家岭六邑中学旧址。老人们触景生情，回忆50多年前抗战时期在此求学的往事，感慨万千。他们一致认同，抗战八年，六邑中学在太湖人民承担全部建校经费的情况下，坚持办学，使太湖有了现代中学教育。为1944年创办的太湖县立中学奠定了基础，因此这一时期的六邑，应视为太中的前身。孔先生并引用了六邑校长赵纶士先生的名言“名曰迁校，实则开山”说，名义上是六邑中学从安庆迁往太湖，实则是由太湖民众出资另建一所中学。说它是太中创办过程的前期阶段，是实事求是的。这些德高望重的老同志认定自己同为太中校友让我们倍受鼓舞。我们在肯定抗日战争时期六邑中学在太湖办学八年是太湖中学教育的一个承前启后的重要阶段这一点上取得了共识。
1993年4月下旬，我随同太湖县分管教育的副县长、教委主任、太中校长进京，争取对太中东迁工作的支持。我陪校长李时明拜访了孔先生。对于太中迁建以及筹备成立旅京太湖同乡会之事，孔老表示极力支持，并以极大的热情参加了在总后勤部招待所召开的太湖同乡集会等一系列活动。先生对太中准备修校志很赞同，并爽快地答应为《校志》写序言。他并以学者一贯严谨的作风提醒我说，关于太湖民众全力支持六邑中学在太湖办学的一些史料，应该在该校档案中找得到，有文字依据更有说服力。正是根据孔老的这一提示，1995年，在修志时我与朱家楔、朱成等同志去省档案局调阅了六邑中学的档案。果然，当年太湖县财务委员会以定由太湖县承担六邑中学教学迁回安庆时赵纶士校长将姜家岭校舍移交太湖县政府呈文的底稿等能充分证明该校是太湖出资办的一所中学的资料都完好无缺。我们复印了这些珍贵的历史文献，编印入《校志》，澄清了这一历史事实。在我们将《校志》打印稿寄付给孔老一个月后，1996年春节刚过，我们就受到了先生寄来的《序言》。孔先生还对我负责撰写的《校志》“名师篇”关于六邑中学名师赵纶士、李天笃、李西溟、王甸平、金真逸诸位师长的简传，提出来许多宝贵的意见。有赵朴初先生题写志名、孔先生写序言，《太湖中学校志》更增异彩，经出版单位黄山出版社申报，《校志》获得了省志书评审一等奖。
1996年10月，孔老回乡参加了太中九十周年校庆活动，并在此为师生讲学。此前，孔老分别捐赠了他已出版的所有著作各一部给太中、太师和县图书馆，共计百本。赠太中的还有一套《全宋诗》共15册（孔老是全宋诗编委），仅这部书就价值二千余元。乃后，每有新著问世，孔老都要捐赠一部给太中。去年三月，孔老在寄赠我一本《孔凡礼文存》的同时，另一本，嘱我转赠学校，谁知这竟是老人家生前面世的最后一本著作。他实现了将所有著述赠一本给太中的诺言。这些书，已建专厨，陈列在太中校史展室。
2006年5月，太中筹办百年校庆到北京联络校友。我陪潘德安校长到京郊大兴黄村拜访孔老（当时孔老借居于此），并请他再次为太中《校志》续篇撰写序言。孔老在万忙之中履行了诺言。同时，先生以84岁高龄，于当年10月回乡参加了校庆。在此前后，孔老还应邀到安庆师范学院和安徽大学讲学。在接送孔老时，他在车上对我说，太中、安徽大学、安庆师院都是他的母校，要他做什么，他都责无旁贷。在这些学校讲学，老人家从来不收报酬，还多次向学校捐书。
2008年前后，赵洛先生与孔凡礼先生先后在《光明日报》著文，回忆抗日战争时期在太湖办的六邑中学。宣扬家乡的教育事业，弘扬太中的优良办学传统。
对于家乡嘱办的事，孔老是尽力而为。据我所知，太湖《县志》和《县教育志》都有孔老写的序言。孔老还应县志办之请，为乾隆年间修纂的《太湖县志》点校本审稿，并校阅了康熙年间修纂的《安庆府志》。这些都是要查阅大量资料、耗时费力的工作。
孔老关爱、扶掖家乡后学的事很多。我的一位在县政法部门工作的学生喜爱古典诗词，工作之余写下了百十篇诗作，自费刊印成集。他知道孔老是我的老师，要我将他的诗集寄呈孔老，请孔老教正，更期为他作序。信寄出后，我深感不安，老人家曾多次与我讲过，他计划中还有太多太多的事要做，总感到时间不够用，我这不是又干扰他了吗？那知时隔半月，孔老的复信就来了。附上了为该诗集写的一篇序言。老人家站在赏析者的角度，点出了《诗集》中许多出彩之处，热情地给予了肯定与鼓励。当我打电话向孔老致谢致歉时，老人家却说“不，不，这也是我该做的事，也是弘扬祖国传统文化啊，小盛（指诗集作者）原始学历只有初中，不容易，写的诗很有新意，假以时日，坚持下去，还会有长进，上了路就好。”这就是孔老，一位忠厚长者，一位惜时如金的大学者，在万忙中竟肯阅读一位业余作者的作品，并为其写序。
先生奉父母至孝，对在家照看父母的发妻周爱梅情感挚真，尊其为周君，当发妻于1960年因病去世后，50年来先生一直过着独身生活。先生每年春节都回家陪侍母亲过年，直至老夫人87岁谢世。此后，只要有回安庆、太湖的机会，先生都要回孔家河老家独居一段时日。熟土难忘，故乡亲人，山水相依，血脉相连。先生不是不食人间烟火的“书呆子”、“迂夫子”，他的心地里充满了人类最高贵的至爱亲情。他对亲人、友人，故乡、母校，祖国、民族的纯真情感，彰显了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鉴于在学术上取得的丰硕成果，先生生前被界内一些人士尊为“国学大师”、“学术泰斗”，先生赶忙以“愧不敢当”婉谢，只接受“无冕学者”这一称谓。历史将为先生定位。
言及先生人品、操守、学术品格、治学精神和60年沉潜古籍的事迹，闻着无不肃然起敬。先生推崇家乡的状元公赵文楷“穷且志坚，不坠青云之志”奋发读书的精神和为官后清廉悯民的高贵品格。先生更尊崇远祖孔夫子，以夫子的74代世孙为荣。先生与孔子的一生也相似，早年从教，晚年著书立说。先生一生的境遇，更似古代君子的典范，孔门第一贤人颜回、“复圣”：“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先生不改其乐，贤哉孔老！”绝非溢美之词。道德文章，先生是当代知识分子的典范。
太湖有幸，哺育了像先生这样的一代贤人；
太中有幸，培育了像先生这样的受到海内外学者尊崇的校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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