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湖师范百年校庆，应学弟之约，写篇回忆文章。从太师毕业36年了，36年与100年相比当然很短暂，而36年前的那两年师范生活却很长、很长，仿佛刻在了我人生的印记里。

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人都知道，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里，上大学是不用考的，叫“贫下中农推荐”。而1973年，邓小平复出，首次提出“贫下中农推荐与考试相结合”。我们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考进了师范学校的。那时的太师在安庆地区的太、宿、望、潜招生，而这四个县招来的学生大概分为三类：一是下放学生，二是复员退伍军人，三是农民。所以，我们那届学生年龄差距很大，小的才十六、七岁，大的有三、四十岁了，而且文化层次也不尽相同，有小学毕业的，有初中毕业的，还有高中毕业的。这么个大杂烩组合在一起，给老师的教学和管理都带来了不小的困难。好在我们遇到了相当出色的老师，使得我们在那两年里，生活得好，学习得好，而且同学与同学，同学与老师相处得也好。

记得我们的校长是马兰芳，教导主任是查敏求，我们的班主任是操中海。

我们班在那届学生中是最为活跃的班级，53名同学中26名男同学，27名女同学，分别来自上海、合肥、安庆和邻近四县。当然外地同学也都是这四个县的下放学生。1973年9月入学，分在第四班，于是，我们就有了个共同的名字：“七三（四）班”。

1973年，文化大革命接近尾声，而且我们这些同学大多都是成年人，懂得知识的重要性，所以，我们班的学习氛围十分浓重。学习氛围的浓重还得益于我们的班主任、操中海老师。操老师是名学识渊博的语文老师，一脸的严肃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严肃中也不乏关爱，像我们的长辈，也像我们的兄长，当然更是我们的好老师。我们在背后都称他为“操老头”。“操老头”学风严谨，治学严格，并且经常标新立异，别出心裁地教给我们一些新的教学方式。印象最深的是上名著、如鲁迅先生的《祥林嫂》，他总是让我们分扮不同的角色，把个语文课上的像是演话剧，极大地提高了我们的学习兴趣。“操老头”还是个争强好胜的老师，无论是教学秩序、课堂纪律，还是课外活动、社会实践都不能输给其他班级。因此，我们七三（四）班在他的领导下，事事争第一，处处走在前，成为当时拉得出，打得响的标志班级。

我们班成为标志在于我们的活跃：宣传队、批判队、运动队有声有色，闻名校内外。我们曾经上街头演出，到农村演出，到工厂演出，学校内的演出更是不可少。我们班的副班长叫曹衍护，是名退伍军人，擅长文艺，人也长的挺标致，拿现在的话说就是个“帅哥”，他担任了我们班文艺宣传队的队长兼导演。舞台上他带领我们崭露头角，风光无限；运动场上他带领我们冲锋陷阵，争金夺银；批判队里他独树一帜，别出心裁曾赢得当时的县委书记的赞赏。两年里，我们班的墙壁上挂满了奖旗。1975年，《安徽文艺》上发表过我的一篇小说“挂锦旗”就是依据我们班的情况编写的。

说到作品发表，那也是我在太师里的骄傲。说老实话，我们这些从文化大革命中走过来的人没有多少文化知识，我们的青春基本上在“串联”、“造反”、“破四旧、立四新”与“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中度过。走进师范才真正学到了点东西。虽然那时仍然带有文化大革命的印记，但毕竟给需要知识和爱学习的人提供了好的条件。我就是在那两年成长起来的。我的文学作品多次被《安徽文艺》刊发，这使得我毕业后独一无二地分到了文化站工作。又为我日后的成长提供了良好的平台。

我在太师的两年不但收获了知识，还收获了友情和爱情。那时的学校是不允许谈恋爱的，但埋在心底里的爱情种子仍然会偷偷发芽。毕业前夕，我被借到太湖中学任教，就是在那时，我向我爱慕以久的女孩发出了爱的信息。那个女同学是我们班的团宣传委员，人长的漂亮，而且很有才干，爱说爱笑，性格开朗，深得我们班同学的喜欢。当然，局限于当时的环境，她没有对我的求爱做任何回复。转眼间，我们分配了。我可以堂而皇之、名正言顺地追求爱情了。这位女生现在也理所当然地成为了我儿子他妈了。

感谢我的母校，让我收获了知识，收获了爱情，更重要的是让我学会了做人。我们七三（四）班的兄弟姐妹至今仍然常有联系。前几年，我们的班主任生病、逝世，我们班的许多同学都来太湖，陪着“操老头”走完他人生的最后的路。那年，太师东迁，在新城的新校区里，我们这些分别几十年的同学们聚集在一起，拍照、留念。

母校不老，七三（四）班永远在我们心中，祝福我的师长，祝福我的同学，祝福我们的母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