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太师毕业，转眼之间就是十三年了，让我不能不感叹岁月的易逝。回忆在太师的日子，经过时间的过滤，所有的一切都是那么美好而动人。然而，最让我难以忘怀的，还是当年的“晨钟”文学社。

    1986年，我在太湖师范学校读二年级。为丰富学生课余生活，同时为了提高学生综合素质，学校教务处打算组建一个文学社。担任班主任兼教我们语文的殷向群老师推荐我和另外三个同学，加入了校文学社。文学社的辅导老师宋冬生，是一位年轻的诗人，写过很多诗，是我崇拜的偶象，他的许多诗我们都能背诵出来。

    记得文学社第一次聚会，我们感到是那么新奇而兴奋。文学社成立了，要有一个名字。根据三年级同学的建议，取名为“晨钟”。我对这个名字不以为然，觉得它没有什么新意，一些社员也同意我的观点，一时议论纷纷。宋老师微笑着，一直在听我们说，等到我们说够了，他才开口，却不论谁是谁非，而是给我们讲了一个故事：从前，有户姓牛的农家，生了一个儿子，要取个名字，其父朝门外一望，一条牛正拉了一场屎，其父说孩子就叫牛屎吧，后来这个孩子当了兵，成了一名将军，将“屎”改为“矢”，部下都说将军的父亲给将军取的名字真好!听了这个故事，我们不再争论了，文学社就定名为“晨钟”。

宋老师布置我们每人交一篇作业，我写了一首八十多行的长诗，忐忑不安地交上去。想不到，竟得到了宋老师的好评，让我担任社刊《晨钟》的主编。这令我有些受宠若惊，对自己的要求更加严格了。对文学的专注，近乎有些疯狂了，每天都在觅诗、写诗，如诗人殷夫所云：“春天给我一片绿叶，我在反复地寻找诗意。”有时候，上课的时候，也完全沉入写诗的境界中，如痴如醉。

与学校相邻，就是县城的电影院。我和另一位兴趣颇为相近的同学王宇根，常常不吃午饭，把午餐省下来的钱去看电影。那时，确实也看到了不少好的电影，让我们陶醉于艺术的氛围里。记得看过一场由小说家李宽定原剧改编的电影《良家妇女》，其如诗如画的艺术风格，一直影响到我今天的文化创作。电影院旁有个小邮亭，我个子矮，站在邮亭前常常要踮起脚才能看到里面，家中给的零花钱用来买了《诗刊》或《星星》。文学社每周活动一次，宋老师给我们讲西方现代派文学，什么“魔幻现实主义”、“黑色幽默”等等，尽管我们听得一知半解，然而我们的文学知识在潜移默化中不断增长。是文学社，是宋老师，把我们领进文学的天地，让我们见识到一些多么神奇而美丽的东西。

有耕耘，必有收获。1987年暑假，我收到山西《中学生文学》的一封信，留用了我的一组诗，我高兴得一个晚上也睡不着觉。我的处女作组诗《童年的蓝星星》就发表在那年10月号的《中学生文学》上，这给了我极大的鼓励，写作更加勤奋了。以后，又有十几首诗在一些中学生报上发表出来，那些日子，完成功课，业余写作，为社刊编稿、校对、插图，每天忙碌不堪，真是不亦乐乎。

1988年夏，我毕业了，在文学社的告别会上，一种伤感油然而生。后分配到一所山村小学教书，山村的生活是孤寂的，多少情怀已经不在，多少理想已经更改，不改的是对文学的一片痴爱。是文学，陪伴着我度过了那些孤寂的时光。我一边教书，同时常有诗文见之于省内外报刊。5年后，因为我还能写点东西，被调到县里宣传部门工作，也许这对我的人生来说，是一次较大的转机。工作很忙，然而再忙，仍然要抽空写东西，文学，已成为我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我必须承认，文学带给了我实惠，带给了我虚荣，但我以为重要的是，它带给了我无穷的快乐。

把自己比成一只鸟儿，无论我在哪一块蓝天上翱翔，忘不了啊，那起飞的地方——太师的“晨钟”文学社。

     在这个丹桂飘香的秋天，欣逢母校九十华诞，衷心祝愿母校树大参天、欣欣向荣!

(作者系《太湖报》副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