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师校友)徐 赟
　　
　　在1925年爆发的北京女师大风潮和1926年的“三•一八”惨案中，鲁迅先生直接置身于反对军阀的斗争中。他用自己那枝锋利的笔揭露军阀的凶残与所谓“正人君子”的卑劣，他把心中最炽热的赞美之歌唱给“愤然前行”的“真的猛士”。

　　《记念刘和珍君》就是一篇忧愤深广、情采浓郁的抒情散文，该文写于1926年4月1日。这之前，在惨案发生的当天，鲁迅先生就写了《无花的蔷薇之二》，称这一天是“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此后在《“死地”》、《空谈》、《可惨与可笑》、《淡淡的血痕中》等一系列的文章中，连续猛烈地抨击了中外反动派“诱杀”青年的“禽兽”行为，揭穿“谎言家”的谎言，哀悼和歌颂爱国青年。

　　张其范是著名作家张恨水的胞妹，安徽省潜山县人。1920年，在长兄张恨水的鼓励和资助下，到芜湖师范学校就读，思想倾向进步，参加了芜湖市纪念“五四运动”一周年游行。1925年，张其范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北京女子师范大学。

　　张其范到女师大不几天，就认识了刘和珍同学。她俩口音一样，都夹杂着皖赣方言。一交谈，她们才知道，老家都在安徽，又都出生在江西南昌。两人于是一见如故，互相交换了照片，成了最要好的朋友。

　　有一天，刘和珍找到张其范，送给她一本《莽原》杂志，并且说，这是国文教授鲁迅先生主编的刊物，她自己已全年预订，而且还特地介绍了鲁迅先生的一些情况。

　　回到教室，张其范对《莽原》上面发表的文章读得爱不释手，不禁产生了要拜见鲁迅先生的强烈的念头。

　　第二天晚上，张其范便在刘和珍的陪同下，第一次拜访了鲁迅先生。张其范怀着崇敬的心情，小心翼翼地踏进了鲁迅先生的房门，她看到鲁迅先生的房间陈设十分简单，又见先生谈吐自如，因此就没有半点拘束。于是，她俩向鲁迅先生请教了几个问题，鲁迅先生都给予了热情的回答，他们还谈论了京城的时局动态。临走前，鲁迅先生打开了书柜，拿出自己的两张半身照片，用铅笔在背面签上了自己的名字，分别赠予刘和珍和张其范。

　　1926年3月18日，为抗议日本军舰炮击天津大沽口的侵略行径，北京各界人士和爱国学生五千多人集会在天安门前游行示威，会后结队赴段祺瑞执政府前请愿。

　　女师大师生是由学生会组织上街的，领队的就是年仅22岁的学生自治会主席刘和珍。张其范同张静淑、杨德群等同学一起，高举着纸旗，奋力呼喊着口号，毅然行进在队伍中。当来到铁狮子胡同附近时，段祺瑞执政府竟然下令卫队向手无寸铁的请愿队伍开枪射击，并用大刀、铁棍乱砍猛打。

　　刘和珍走在前排，首当其冲，中弹倒下。张静淑和杨德群先后前去搀扶，也相继中弹。张其范正欲上前，不料被人群涌倒，踩伤了右脚，动弹不得。张其范远远地看到刘和珍还挣扎着爬起来，被又一个卫兵猛击了两铁棍，便一头倒在血泊中了。

　　返校后，张其范立即找到时任《世界日报》主编的大哥张恨水，口述游行请愿的过程，特别是刘和珍等同学惨遭杀害的经过，并把刘和珍的照片交给大哥登报。第二天，《世界日报》就在显著版面登载了刘和珍的照片，大篇幅的报道了“三•一八”惨案的详细经过，对刘和珍及其他爱国青年表达了深切的哀悼，对日本侵略者的反动行径和反动当局的滔天罪行进行了深刻的控诉。

　　段祺瑞执政府在大屠杀后，竟下令通缉爱国者，污蔑被害的爱国青年是“暴徒”。反动文人陈西滢之流，忠心耿耿地尽其“叭儿狗”的职能，散布“流言”，胡说青年们是“受人利用”、“自蹈死地”，而“群众领袖应负道义上的责任”等等。日本帝国主义及其反动走狗的血腥暴行，激起了全国人民的大力声讨和严正抗议。

　　解放后，张其范一直居住在安徽省安庆市，曾多次被选为市妇代会代表和政协委员。她把鲁迅先生当年赠送的这帧珍贵的照片，一直珍藏了40多年，直到“文革”期间，可惜被“抄”。在八十年代，张其范老人在回忆这段刻骨铭心的往事时，还痛彻不已。
　　
　　(注：本文原载江西师大《读写月报》1993年12期)
　　作者：徐 赟 安徽省潜山县三妙中学